贵阳江南会馆

　　戏楼

　　贵阳天后宫(福建会馆)

　　贵阳两广会馆

　　镇远两湖会馆牌坊

　　核心提示

　　位于贵阳近郊的青岩古镇,是一个佛、道、基督三教汇聚的地方。其中,建于道光九年的寿佛寺,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由大殿、厢房、戏楼组成,占地面积800平方米,又有一雄一雌两棵桂花树,每逢秋天,香飘满园。

　　按理,寺庙为六根清净之地,但寿佛寺里却还有个戏台,戏台的建筑风格为三间平列式,算是寺内最好看的建筑了。可见,非一间寺庙那么简单,稍作了解,便会知道它的另一个名字叫:湖南会馆,原是由湖南籍商人移居青岩时建立,一则为供奉神灵、先祖,以求庇佑；而更重要的是,作为能与家乡保持牵连的商贸、社交场所而存在。于是,围绕着那戏台下的看戏、喝酒、谈生意,便是曾几何时寿佛寺里最热闹的景象。而湖南会馆,作为旧时贵州的独特人文景观,也如实地记录着贵州的移民文化、商旅文化。

　　商旅的精神家园

　　会馆是各省商人共同利益的代表,是一种形象标志,所以各省商贾不惜重金在城镇的中心抢购地皮,倾全力精心打造。如此,会馆的数量多少,规模大小,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省移民在数量和经济实力上的差距。

　　在贵州,各地兴修的会馆几乎都集中在人口密集、商贸繁华的黄金地段,同时,会馆的大肆修建、争斗奢华也进一步构筑了这些黄金地段的身价。比如贵阳的中华南路、中华北路、大十字、陕西路,都曾是各地会馆斥重金打造的精神家园。

　　由于外商乡音难改,习俗固守,移民也为贵州带来了丰富的地域文化,这首先反映在建筑图腾与精神生活上。中国幅员辽阔,各省人所崇奉的神灵和偶像不同,于是各省的会馆也各奉各神,各烧各香。也因此,会馆的牌匾上常常出现庙宇、道观的名字。

　　在石阡万寿宫山门口的图腾上,可以看到“八仙过海”的浮雕。但仔细一看,似乎还多了一人,而此人就是江西移民主要供奉的本家神祇许真君,并从中可见江西移民开放的经济意识。同样,湖南、湖北在贵州建三楚会馆或两湖会馆,因崇奉大禹,故多称“禹王庙”；而来贵州的四川人大都是小商小贩及手艺人,尊李冰父子为川祖,故“川祖庙”多是四川会馆；闽商敢于闯荡,常常出海贸易,因海上凶险,崇奉天后(即“妈祖”),凡天后宫又都是福建会馆。

　　今天,在贵州现存的会馆旧址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阡万寿宫。这座江西会馆始建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与石阡县古城老街相连,占地1.2万平方米,由万寿宫、圣帝宫、紫云宫、禹王宫、观音阁、龙王庙、玉皇阁、忠烈宫等古建筑组成,全长180余米。它与保存完好的古街、古巷、古民居、古桥梁、古温泉、古河道、古塔、古寺一起,构成了值得回味的历史人文景观。

　　而如果从会馆的匾额来说,保存最多、最完好的,要数黎平县的两湖会馆。黎平地处黔湘交界处,历史上也曾隶湖广。因为聚居在此的湖南客商非常多,清嘉庆二年(1797),以湖南客商出资为主,在黎平县城东门街西侧胡家坪二郎坡修建了两湖会馆,成为这一地区会馆中的代表。从嘉庆年间到民国的百余年间,各级地方官吏、文人墨客、商贾名流,为两湖会馆的禹王宫题赠了大量的匾额。

　　另外,为了寄托思乡之情,各地会馆每逢佳节都会按照家乡的传统组织活动。

　　据史料记载,在福泉牛场的湖广同乡会馆,每年农历九月初三都要举办“大佛会”,邀请会员前来祭神、聚餐。而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八、四月初一、八月初一和十月初一,福泉的江西会馆也要集会活动,在会馆内焚香祭祀、摆席聚餐、商讨会馆的有关事宜。

　　镇远的福建会馆每年要做大会期三次,小会期多次,最大的一个会是农历的三月二十三日,这是天后的生日。于是,所有闽籍人都要带领全家男女老少到福建会馆天后宫内为天后拜寿,吃喝玩乐三天,既有阳戏、辰河戏、花灯戏的表演,又有麻将、纸牌等娱乐。

　　当然,这些活动的大小,次数的多少,都是根据会馆自身的财力而决定的。

　　时代兴替的缩影

　　明洪武年间实行的“屯田戍边”政策,使朝廷大军入黔,随军涌入的还有大量的外省移民。但这一时期移民,因受政府的组织,大多还是到贵州开荒种地的。

　　元代对今贵州主要驿道干线的整修之后,明代移民对于贵州境内驿道的不断修筑和扩建,使得贵州的交通枢纽基本形成,于是贵阳、镇远这些具有特殊地理位置的水陆交通要塞,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商品流通提供了条件。到清代各大商帮开始蓬勃发展时,贵州也就迎来了又一次移民的浪潮。但这一次,外省的客商们是自发地为利而来,并建立会馆作为相互照应、共谋发展的乡情纽带。

　　据统计,在贵州的历史上,先后共建有各类会馆214个,分布在省内各地。这些会馆中又以江西会馆为最多,共有74个。其次分别为四川会馆54个,湖广会馆54个,福建会馆13个,江南会馆5个,广东会馆4个等。

　　会馆多聚集于交通方便的城市和水陆码头。省会贵阳是“五方杂处”之地,因此兴建的会馆也最多。其中,湖南、江西、四川会馆成立最早,规模也最大,鼎盛时期占地多达数百亩,又通过佃租,继续增大收入。福建、云南、两广、湖北、陕西等会馆成立得相对较晚,但除了会馆馆址外,也置有铺面、房产、田土、义园等会产。到清末,贵阳已有湖南、江西、四川、湖北、江南(安徽和江苏)、浙江、北五省(冀、鲁、豫、秦、晋)等11个外省会馆,以及兴义八属这样的本省府县会馆等。

　　而随着会馆的落地,外省的客商也带着本籍的优势行业在贵州落户,比如贩盐的江西盐商,修屋的湖南木匠,开窑制作砖瓦的四川砖瓦匠,织纺丝线的湖南常德技师,开钱庄的山西老板,等等,各成行业,热闹非凡。

　　辛亥革命以后,地方军阀盘踞,内乱连年。较大的会馆,由于收入丰厚、房屋宽敞,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军阀掠夺的主要目标,损失惨重。到卢沟桥事变后,由于全国沦陷区的各机关、军队、学校、工商民众团体,纷纷撤退至西南大后方,使得省会贵阳的城市人口忽然由10多万人猛增至近30万人。一时间,贵阳市内的各会馆便担负起大量收容客籍难民的职责,并继而改名为“同乡会”。最终走向新时代。

　　从会馆看贵州经济开放--访史学家、省文史馆研究员史继忠

　　历史学家史继忠是贵州的江西移民,他说自己这一辈还能看见小时候父亲时常去参加本籍会馆的活动,而逢年过节,会馆也会派人送来礼物。“那个时候,如果从江西到云南,途径贵阳,可以在会馆借宿,如果路费不够,本籍的会馆也会代为支付盘缠。”

　　于是,听史继忠说着自己小时候亲身经历的会馆故事,那些原本只存在于黑白照片中、长衫马褂的遥远记忆,便一下子亲切起来。

　　江西人崇奉许真君,因宋徽宗曾将许真君的宫观赐名“玉隆万寿宫”,所以,江西会馆都称“万寿宫”。史继忠说,那时候贵州最多的是江西会馆,从省城到各府州县乃至重要集镇,都有江西人所设的会馆。

　　可为什么偏偏是江西会馆最多呢?原来,在当时中国兴起的十大商帮中,尽管江西商人的资本不如徽商、晋商,胆量不如闽商、粤商,却也有“徒张空拳以笼百务”的本事。他们长于贩运货物,把商业活动的重点放在经济薄弱的西南地区,贵州便是他们开拓的重点地区之一。

　　如此,会馆的多少不仅反映了外来移民人口的流向,同时成为外地经济向省内辐射的纽带。一方面,它们多聚集于交通方便的城市和水陆码头。

　　另一方面,史继忠认为,自清以来的大批入黔移民,大多是看中贵州地广人稀的经济资源,他们或是为了购置田产,或是在城中做工,或是在城镇经营商业、手工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资金移民、技术移民和劳务移民。但由于乡土之链,乡音难改,同一个地方来的人,很自然而然地就抱团在一起,相互打开商路,并联手成为特定的行业寡头,以便与其他地区的商人展开竞争。

　　于是,不难发现,开钱庄的大多是山西人,做典当的则是陕西人,经营百货的是浙江人,街边的小商小贩以及手艺人说的是四川话。而地方会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与意识中兴建起来的。

　　然而同为会馆,贵州的会馆与外地的也仍有不同。史继忠说,“比如在北京,会馆多是同籍在京官员和赴京会考的举人歇脚相聚的会所,而在贵州,则更多是各地移民共谋商机之地。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看,相比起贵州经济的向外辐射,更多是外省经济向内辐射。”会馆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是清代贵州已卷入全国的商品市场,各地商人都来贵州经商,把外地货物运到贵州销售,又把贵州的土特产,如木材、朱砂、水银、桐油、生漆、药材等运销外地。

　　会馆作为当时社会中很重要的商贸洽谈场所,今天的人们可以从现存会馆的建筑遗迹中略知一二。因为几乎所有的会馆都设有戏楼,这一建筑职能便清晰地反映了当时各地商人相互登门拜访,在会馆里一边洽谈生意,一边看戏、喝酒的情形。

　　此外,由于亲戚相招,有来无去,会馆则购买土地设为义园,供同乡逝者安葬；而为了保证子孙后代家族兴旺,会馆又多设有私塾或学堂。于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贵阳市的富水路小学(原名冀鲁豫小学)、市府路小学(原名楚才小学)、贵阳四中(原名豫章中学)等十余所中小学,最初就是由各会馆出资兴办的。

　　延伸阅读贵阳会馆记忆

　　作为省城的贵阳,于清顺治年间开始有外省人集资成立会馆,并在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达到鼎盛,先后建有湖南、江西、四川、云南、湖北、福建、江南、山陕、浙江、两广、北五省,共计11个外省会馆。

　　湖南会馆是外省商人在贵阳成立的第一个会馆,位于今中华南路原百花影剧院处,目前尚有遗迹可寻。该会馆由湖南籍商人在清顺治年间开始修建,至康熙三年(1664)建成。会馆的最初名称为三楚会馆,道光二十四年(1844)改名两湖会馆。后因在贵阳的两湖客商日渐增多,湖南、湖北两省的商人又各自修建了一个会馆。

　　为了壮大会馆的势力,湖南会馆设总领两人,一位是官总领,一位是商总领。又在总领下设值年,由参与会馆的各府(大公、长沙、衡阳、永州、宝庆、常德)推荐。两位总领各司其职,负责保管会馆的房、田契约以及其他的重要文书票据,各府的值年则负责管理本府收支及其他杂项事务。总领和值年的重要职责,是要想办法为会馆里的各府添购房屋、出租田产、增加资产,而会员通常只是在“神会”期间才到会馆里集会聚餐。

　　鼎盛时期的湖南会馆,仅在贵阳市内就有田土数百亩,房屋、铺面200余幢(间)。会馆曾在城西置有别墅,名“紫林庵”,“祀观音”,后有花神祠。如今别墅已无踪迹,但紫林庵之名却沿用至今。湖北会馆原址在今贵阳市府路小学处,后迁至湖南会馆旁,合称“两湖会馆”。

　　作为省内最多的外省会馆,贵阳市内的江西万寿宫建于康熙十九年(1680),建于龙井巷内,经乾隆、嘉庆、道光等朝代修建,十分壮观。那时,自北门桥到大十字的较好铺面已连成一片。会馆曾建立学校,后为原云岩二中校址。

　　如今人们可以在贵阳看到的江西会馆是由移居青岩的8户江西人集资而建的“八家祠堂”。

　　贵阳的四川会馆是清初时由明末建立的川主庙改名而成,又有新老之分。老会馆在今黔灵东路原豫剧团驻地,是明崇祯年间,四川籍商人在贵阳捐资购买化龙桥西侧路口房屋加以改造扩建成川主庙的。而新会馆原址是贵阳市成都路小学,旧址现已无存,是因清光绪元年(1875)曾任贵州巡抚的四川曾璧光逝世于任上,其同乡在今中华北路原云岩电影院后置房屋,建立曾公祠而来。资料记载,新川会馆经历年经营,范围扩大,购买了云岩电影院至今成都路的大片房产,馆内设曾公祠、宏雅楼等设施。

　　除以上3个在贵阳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地方会馆外,还有位于贵阳市南六洞桥侧的福建天后宫,位于环城东路的江南会馆。当时,江南会馆多有文人书生云集,留有众多名联,其中“情话一堂,今雨旧雨,乡心万里,江北江南”一句,就表达浓郁的思乡情结。

　　浙江会馆建于道光八年(1828),原址在贵阳东门内头浪坡,曾为老东门小学校址。尽管广东籍移民在贵州相对不多,但两广会馆却是贵阳会馆中园林艺术最精美的。地处永祥寺之城南墙背面,为今遵义路上贵阳三中所在地。据悉,民国28年重颁土地证时,两广会馆有田土约130余亩,房屋、铺面百余间。因常被用于驻兵,以致祠馆日渐败落,抗日战争时期,国立贵阳医学院曾租用其中主要部分设立附属医院。如今原会馆建筑除斗姆阁犹有残存外,其他均已不复存在。

　　曾位于贵阳市和平路的云南会馆,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当时会馆至天主教堂沿街的房屋、铺面记本上都是属于云南会馆的。新中国成立后,会馆改为第九幼儿园,原旧址仅剩正厅残貌。

　　山陕会馆建于清康熙二十五年,由山西、陕西两省客民建造,地点于今陕西路中段。从当时山西人经营钱庄,陕西人经营当铺可知,陕西路算是贵阳市最早的金融街。此外,在今天的富水南路富水小学处,曾经亦是北五省会馆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