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棒陪伴的长情夏天

上世纪80年代，走街串巷卖冰棒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冰棒纸

上世纪80年代的夏天，这样卖冰棒的场面并不少见

28寸加重自行车

1988年3月12日中华南路第一浴室，顾客购买冰棒

邓朝明

吴之国

　　上世纪70至90年代……

　　贵阳的夏天，从每年5月开始。

　　当吐过新芽的行道树，在阳光和微风中投下它婆娑、摇曳的树影的时候，各种关于夏天的情感故事，就在这个城市缓缓舒展开来。

　　贵阳的夏天，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有一道不可缺少的风景：大街上，男女老少手拿一根冰棒，在嘴里含着，呡着。他们在行道树下，或是匆匆而过，或是嬉笑打闹，或是摆古说今，走得几步，说得几句，马上呡上一口鲜艳欲滴的冰棒……

　　在收入不高的那个年代，能够在炎炎夏日，请人吃上一根冰棒的，除了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那就是莫逆之交了。

　　流水匆匆，带走了光阴的故事，而沉淀在心底的冰棒，是和甜蜜相关的词汇。

　　冰冰凉的一根冰棒，在那个年代，是沁人心脾的情感催化剂。

　　　A.冰棒摊摊：贵阳的夏天开始了

　　夏天，一个一米见方的小推车，摆在中华中路、大十字、喷水池人行道上的阴凉地段。小推车的身上用排笔蘸着红油漆写了两个字“冰棒”。

　　车旁边是一个身穿白大褂、头戴白帽子的阿姨或是老伯，嘴里悠扬地喊着“冰棒——冰棒——豆沙冰棒——菠萝冰棒！”

　　上世纪70、80年代，贵阳街头的行人较少，这阵悠长的吆喝声，虽然是不同的人在吆喝，却在路上产生共鸣，吸引着过往的男女老少。

　　贵阳的夏天，伴随着冰棒开始了……

　　讲述人：邹勇，48岁，民企总经理

　　★四个兄弟，轮流舔着一根冰棒

　　1981年的夏天，贵阳街头有一些卖冰棒的摊贩。

　　贵阳饭店门口、王家巷(现勇烈路)口、邮电大楼、中山西路，摆有不少冰棒摊。冰棒不是谁想卖就能卖的，得和生产冰棒的厂家有关系才能出货。那时还没占道经营一说，用一个小推车，推着一箱冰棒，在人流量大的中华路上，随便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放上随身携带的小板凳一坐，扯开喉咙吆喝，冰棒生意就此开始。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卖冰棒赚的钱，可以养活一家几口。

　　没有加任何“佐料”的白水冰棒，卖4分钱一根；加绿豆做成的绿豆冰棒，卖5分钱一根；用全脂奶粉做成的牛奶冰棒，卖6分钱一根。最高档的是雪糕，这种冰棒相当于现在冰淇淋的质量，卖一角钱一根。那时，我的爸爸每个月工资不到30块钱，妈妈的工资也是这样，除了养我们四兄弟之外，每个月还要汇5块钱给铜仁的爷爷奶奶作生活费，家里生活很拮据。我们四兄弟，每天上学放学，看见卖冰棒的摊摊，只有吞口水的命。爸妈养活我们，已经非常不容易，平常不给我们零花钱。

　　1981年8月一个周日的中午，爸爸带我和三个弟弟去六广门踢球。路经喷水池，爸爸指着一个冰棒摊，问我们想不想吃冰棒？这简直就是明知故问。爸爸说，他提的问题，谁答得出来，谁就有冰棒吃。爸爸问：“夏天盖棉被睡觉，热得一身大汗。为什么卖冰棒的人要用棉被把冰棒捂住，不怕把冰棒热化吗？”爸爸的问题难倒了三个弟弟，我以前看过《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知道棉被捂住冰棒，是隔绝冰棒不和外界的热空气接触，防止冰棒融化。

　　于是，我答对了。爸爸兑现承诺，递一角钱给卖冰棒的老伯，要买4分钱一根的冰棒。老伯看着我们兄弟四人说，还差6分钱。爸爸说，只买一根。这个尴尬的场景，没有影响到四兄弟同吃一根冰棒的喜悦，我们先是轮流舔冰棒，后来就把剩下的冰棒四等分，每人咬一口，把冰含在嘴里。轮到二弟咬时，他太贪心，一口咬得太用力，把剩下的冰棒全部震落到地上，只留下“滴滴个”(极少)冰在竹签子上。我伤心得眼泪水都落出来了，这可是我在这一年第一次得吃的冰棒，结局是冰棒落在地上，击起一地灰尘。

　　★存了10多天“毫子”，买一根雪糕

　　1983年的夏天来了。

　　这年夏天，我小学升初中。爸爸说，这是我人生的一次飞跃，他想为我庆祝，问我想要啥。我怯生生地说，想尝哈雪糕是啥味道。

　　之所以怯生生，是以前我们几兄弟在街上说想吃街上卖的零食，爸爸总说我们嘴馋，说家里啥吃的都有，街上的零食不卫生。有一次，三弟在街上看见烤的豆腐果淌口水，被爸爸扇了一耳光，还骂他：“好吃懒做。”其实，那时我们不懂事，不知道家里经济困难。

　　这次，爸爸没有发脾气，他笑呵呵地答应我：“月底买雪糕给你吃。”我不知爸爸为啥这样说，我也不敢问爸爸。我始终认为，爸爸不过是在敷衍我，所以，我也没把他这句话当真。1角钱一根的雪糕，在我的眼里已经是个天文数字，因为，过年得的压岁钱，也就两角钱。

　　小学升初中的这个暑假特别长，差不多有两个月。妈妈说我长大了，应该为家里做点事。妈妈所说的做事，是让我卖她泡的酸豇豆。我们家住在大西门，大西门有一个菜场，大十字、紫林庵、河滨公园的人都来这里买菜。

　　妈妈泡的酸豇豆，基本上是两天就在泡菜坛里泡好，切碎后炒肉末，或者加一点煳辣椒拌来吃，味道特别香。妈妈想卖酸豇豆的原因，也是贴补家用。我就在家门口支起一张长条凳，把泡菜坛放在上面，拈出来的酸豇豆也放在上面，卖3分钱一把，每一把有6根长长的酸豇豆。

　　那时候的大西门菜场还是一个露天菜场，各种无序堆放的蔬菜、川流不息的市民，还有污水垃圾随处可见，这一切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杂乱的画面。我家就在菜场旁边，临街卖酸豇豆的生意也红火起来，每天可以卖出两角多钱，甚至三角多钱。

　　1分、2分的硬币，贵阳人叫“毫子”，妈妈说我守摊摊辛苦，每天奖励我1分钱的“毫子”，10多天下来，我存了1角多钱的零花钱。

　　握着裤包里的“毫子”，我带着二弟，来到中山西路狮子桥旁边的第三浴室，买了一根雪糕。雪糕吃起来糯糯的，软软的，蕴含着一股鸡蛋和牛奶的香味，我们吃得“舔口黏嘴”，连冰棒签都舔干净了。

　　月底到了，爸爸没有食言，他带着我和三个弟弟，在大西门的冰棒摊上，给每人买了一根雪糕冰棒。

　　妈妈笑着问：“太阳咋从西边出来了？”爸爸说：“领导讲了，从这个月起，每个月底至少发两块钱的奖金！”爸爸讲得很有底气。

　　确实，接下来的两年，每到月底，家里的餐桌上就会多两个菜，甚至有了文化路上卖的烤鸡，这些都源于爸爸所在的单位效益好转，发奖金了。

　　★卖了两年冰棒，赚钱游成都

　　1985年的夏天如约而至。

　　这年5月，我的初中同学欧阳，约我一起卖冰棒。

　　欧阳的父母是公共汽车公司的职工，公共汽车公司在太慈桥总场(现凤凰翠堤)，有一个专门为职工提供消暑冰棒、冰果露的后勤部门，卖给职工的白水冰棒一根只要3分钱。

　　欧阳的父母找了熟人，每天可以提供两百根白水冰棒给我们卖。这个生意做得，要是我们把冰棒拿到贵阳周边的小河、乌当等郊区去卖，一根冰棒可以赚两到三分钱。

　　爸爸支持我去卖冰棒，说这种行为叫勤工俭学。

　　爸爸用三合板给我做了一个1米见方的箱子，放在他28寸的单车货架上，还把我们四兄弟出生时曾经盖过的一床棉被，从家里的箱子底下拿出来，用来“捂”冰棒的冷气。

　　每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和欧阳各自骑着单车，荷包里揣着家长给的3块钱的本钱，在太慈桥去出(批发)冰棒。

　　看见萦绕在冰棒纸上的冷气，我和欧阳哪里受得住这份诱惑，撕开纸就把冰棒含在嘴里，过足“冰棒瘾”才骑单车离开。

　　冰棒在郊区很好卖，尤其是大转弯附近，我们扯开喉咙喊“冰——棒——冰棒！冰棒！”马上就有男女老少从家里走出来。

　　我们一根冰棒卖5分钱或是6分钱，有人质疑我们，为啥卖得比别家的冰棒要贵1分钱或是两分钱？我提着单车上被崎岖山路颠簸得抖落下来的护链盒、掉下的链条，说：“我这单车，为了卖冰棒，是除了铃铛不响哪里都在响的铁架子，赚点修车钱该可以吧？”

　　上世纪80年代，通往贵阳各郊区，以及通往周边各个村子里的路，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我们卖一天冰棒下来，耳朵里面积累的灰都可以搓成泥。不过，我和欧阳也是郊区人民喜欢的“单车货郎”。

　　1985年的夏天，真的值得怀念。凭借夏季整个暑假周日的劳动，卖冰棒给我带来30多块钱的收入。对学生娃儿来说，这笔钱是一个天文数字。

　　1986年的夏天来临的时候，我和欧阳继续骑着单车卖冰棒，到8月份的时候，已经有了40多块钱的积蓄。加上去年卖冰棒的钱，一共有70多块钱。

　　爸爸很清楚我的“小金库”，他说：“男娃儿家，志在远方，应该周游祖国的大好河山。”受爸爸的影响，我在1986年8月初，和欧阳一起，用自己两年来卖冰棒赚的钱，买了一本全国地图，第一次坐上火车，去成都旅游了一周，游览了都江堰、杜甫草堂、武侯祠、峨眉山，吃了麻辣得让人掉眼泪的川菜，让这些只在课本和课外书籍上出现的名词，第一次变成身临其境。

　　　B.第一浴室：冰棒做成贵阳品牌

　　中华南路上的第一浴室，在夏天有一块又厚又重的门帘，高度在2.5米左右。掀起这块厚重的门帘，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原来，这是第一浴室的制冰车间。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第一浴室为解决经营淡季的生计问题，开始卖冰棒、冰果露，迅速成为贵阳的一个冷饮品牌。他们的冰棒可以从每年3月份卖到10月份，成为一个让贵阳人在休息天争相拥趸的地方。

　　讲述人：

　　邓朝明，64岁，1976年进入

　　贵阳市第一浴室工作

　　吴之国，63岁，1979年进入

　　贵阳市第一浴室工作

　　★电影院门口，“淘金”卖冰棒

　　1979年，大多数贵阳人家里还没有洗澡条件，要洗澡大多是去国营浴室。不过，浴室行业有淡季和旺季之分，夏天，就是浴室行业的淡季。职工还是那么多，不会因为淡季而裁员，每个月得开工资。钱从哪里来？浴室的负责人开动脑筋：卖冰棒！这算当时的朝阳产业。贵阳在当时还有一个制冰厂，距离第一浴室旁不远，大约300米的位置，我们没有冰，制冰棒的原料都是从贵阳制冰厂运来的。

　　每天做好冰棒后，第一浴室的职工按照贵阳市饮食服务公司对食品销售人员的卫生要求，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白色帽子，推着单位上定制的三轮小推车，在贵阳走街串巷地去吆喝售卖。反正当时的贵阳城区也不大，从邮电大楼到喷水池，就是贵阳主城的直径，沿街叫卖走一趟，不过个把小时。一辆三轮手推车，装的冰棒有500根，一天要卖完这一箱冰棒才算完成任务。

　　卖冰棒的职工很聪明，从满街报贩的吆喝声“晚报，晚报，3分钱一份”中发现商机：去电影院门口卖。当时。《贵阳晚报》的中缝刊登了贵阳各家电影院影片开演的时间，职工按照这个时间，把三轮车推到贵阳、新华、群新、百花、人民剧场等中华路上的电影院门口候客。电影院一般是晚上7点和9点左右的人最多，谈恋爱的，带着一家老小来的，各家电影院门口，晚上都是人山人海。

　　不止是我们的职工在电影院门口卖冰棒，有些人在家里用盐巴炒葵花，用一个布袋子装着，拿一个牛眼小酒杯撮葵花也在这里卖，价格是3分钱一杯。买一张电影票，再含一根冰棒，或是撮一杯葵花进电影院，是那个年代时髦的事。不过，这样的“时髦”也带来了社会问题：一场电影散场，到处是观影人丢下的冰棒签、葵花壳，搞得电影院的清洁工人难以打扫。无奈之下，电影院只能在墙壁上贴出“禁止吃零食”，还派人在电影院的入口处拦截带零食的观众。

　　川流不息的电影院门口，成了一个“淘金”的市场，贵阳的“摸包儿”(扒手)也在里聚集。“摸包儿”通常用一把30多公分长的大号镊子，从人们的荷包里将钱夹走。那时，购物还没有微信、支付宝，我们的职工都是收现金，顾客多的时候难免被“摸包儿”偷钱，被偷的钱又要职工赔。单位上为解决这个难题，就给职工发了一件白围腰，围腰的腹部有一个较深的荷包，收来的“毫子”就丢在里面，而纸钞则握在手上，不给“摸包儿”机会。

　　★骑车穿越贵阳城，只为买冰棒

　　上世纪80年代初，一到夏天，中华南路就会出现一道风景线：每天下午，满街飘的都是冰棒纸。

　　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遗留的各种不讲卫生的烂习惯，还在如惯性一样在社会上滑行，扯下冰棒纸乱丢的动作和乱吐口痰如出一辙。满街飘散的冰棒纸，虽然说明了第一浴室生产的冰棒广受欢迎，也对如何提高市民素质提出了考验。我们在冰棒箱旁摆了一个大箩筐，劝导顾客把冰棒纸扔进筐内，吃剩的冰棒签也请他们丢进路边的果皮箱。也是从这个时候起，贵阳和全国的城市一起，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整个城市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

　　在当时，第一浴室生产的冰棒是一个品牌。我认识一个朋友，家住云岩区枣山路，他每天中午骑单车，穿越中华路来到第一浴室门口的路边，老远朝我们递上5分钱，买上一根豆沙冰棒，他一只脚踩在单车踏板上，一只脚踩在人行道的道牙上，整个人和单车倾斜地靠在人行道的护栏上，晒着太阳吃冰棒，动作很潇洒。临走，他还要买上一根豆沙冰棒，一只手掌控单车龙头，另一只手拿冰棒。他不规范的骑车行为被交警拦下，交警问他，为啥不遵守交通规则？他说，别人爱抽烟，他爱吃冰棒。结果，交警扣押了他的单车执照，单车也被没收，叫他到交通队认真学习交通规则。

　　只要到了夏天，无论是周日，还是平时，我们从冰棒机里抬出来的冰棒，还没有包上冰棒纸，门市部上等得不耐烦的顾客就喊我们赶快卖给他们，连冰棒纸都为我们节约了。每一次成型的冰棒有200根，我们抬着装冰棒的磨具到门市部，冰棒上弥漫着的冷气，像电影里的仙境一样缭绕，一些顾客还蹲下身子，闭上眼睛吸一口冷气，做出陶醉的样子，嘴里只慢悠悠地说一个字：“香……”其实，我们做的冰棒大多是加了一点香精兑水的菠萝冰棒，好一点的就是豆沙冰棒。而豆沙冰棒也只有一丁点绿豆，能得到顾客们的青睐，完全是当时物资匮乏。一到周日，就有顾客从新添寨、花溪、小河，坐两个小时的郊区车，摇到河滨公园或是紫林庵，就为了花5分钱买一根第一浴室生产的冰棒。

　　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喜欢吃的冰棒，还是第一浴室到南宁制冰厂买的一套二手冰棒机。这台老式的冰棒机，产于上世纪60年代，就连零件坏了，在贵阳都找不到修理的地方，必须到南宁制冰厂买零件、请修理工。整个修理技术保密，不外传。( 来源：贵阳晚报 记者：田坚 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