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为酒代“？盐”

　　第十四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如期开幕了。历经多年培育发展，酒博会如今已是具有贵州风格、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酒业盛会。世人由此更多了解了中国白酒、贵州酱酒。

　　贵州酱酒历史悠久、蜚声中外。回顾贵州酒产业脱胎换骨、由小到大的历程，那就不得不说起明清之际黔北赤水河畔“酒”与“盐”的风云际会了。

一

　　众所周知，盐是生活的必需品。明清以降，贵州得以大规模开发，人口数量显著增长，社会面貌“渐比中州”，食盐需求量不断扩张，但贵州素不产盐，其所需之盐，自古以来由周边诸省特别是四川省供给。古代交通不便，从四川进入贵州的食盐主要由水路运输，溯永宁河、赤水河、綦江、乌江而上，之后再转运至黔中腹地，逐渐形成川盐入黔的永、仁、綦、涪四大口岸。

“川盐入黔”的赤水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仁岸”，这条依托赤水河的水路经清雍正年间贵州总督张广泗组织疏浚后，船只可直抵今天的仁怀市茅台镇，“盐运之利、舟楫之便”让彼时尚为一小村的茅台逐渐变得人声鼎沸。清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奏请朝廷，再次对赤水河航道进行了疏浚，大大提升了通航能力。随着盐运业的日益兴旺，赤水河沿岸特别是茅台等地逐渐集聚了大批盐号商号，人流往来穿梭，商旅络绎不绝，对酒的需求变得旺盛，推动酒的酿制向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迈进，日益呈现出“酒业兴盛、盐事繁忙”的发展景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贵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特别是以公路为代表的陆路交通逐渐取代了昔日的水路交通，孕育和推动了新一轮的产业大发展。比如，五十年代中期，通往赤水河沿岸之赤水、习水、仁怀、金沙诸县的公路相继建成通车，原本通过水路运输的食盐改由通过汽车运输，赤水河作为川盐入黔重要通道的地位逐渐丧失，完成了他艰辛而重大的历史使命。

二

　　赤水河盐运，犹如投入水中的一颗石子，激起了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层层涟漪。

　　比如，壮大了白酒产业。作为川盐入黔的四大口岸之一，“仁(怀)岸”曾是商船云集、货物转运的重要枢纽，正所谓“川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家惟储酒卖，船只载盐多”。今天，这般繁荣景象也随着时间的步伐走进了历史的博物馆。但赤水河两岸因盐运而发展壮大的白酒产业，却成为继盐运业之后的新的主导产业，赤水河流域也由此逐渐成长为全国酱香酒产业核心区和优质酱香白酒产区。这是新旧产业的转移和更替。

茅台镇。

　　比如，推动了经济发展。赤水河沿岸的土城、丙安、二郎滩、茅台等古镇地处盐运要道，成为盐商汇集、物资集散的商业中心。盐商们在运送食盐入黔时，也捎带贵州紧缺的商品，如纱、布、棉花、绸缎和日用杂货等工业品。返行时，为避免空载，又将赤水河沿岸的煤、铅、竹木、药材等物资运入长江，通销至全国各地，大大促进了沿岸经济社会发展。有诗描绘赤水河两岸商贸境况写道：“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

　　比如，促进了文化交流。赤水河沿岸丰富的江西会馆、两湖会馆、四川会馆等建筑群，还有光绪年间《增修仁怀厅志》“厅境向无楠竹。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闽人黎理泰自福建上杭县携三根栽种”的明确记载，以及随着盐商和运盐人的往来，四川、陕西、江西、湖南、湖北等地文化在赤水河岸碰撞融合衍生出“船工号子”等民俗文化，无不彰显着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痕迹。

　　还有，孕育了革命火种。赤水河运的兴盛，不仅带动了商贸的繁荣兴盛，也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辛亥革命后，一批进步青年外出求学、追求真理，并将革命思想传回赤水河流域。今天，赤水河沿岸“大同”“醒民”等地名或许就是革命思想影响的结果。如此活跃的经济文化氛围，作为贵州省第一个跨省联合县级地方党组织、也是贵州省最早的地方党组织——“中共赤合特支”诞生在这里，就是自然而然的“领风气之先”了。

三

　　赤水河的盐运历史，涵养了兼容并蓄的精神气质，宛如一条文化的河流蜿蜒流淌，给人以无声的滋润和启示。

　　负重前行的生活启示。赤水河运盐主要靠水路为主，兼以陆路。盐船逆流而上，全靠人力拉纤。纤夫们赤裸上身，肩挎纤绳，在悬崖峭壁间匍匐前行。水路艰难，陆路运输同样艰辛，或穿岩而过，或翻山而越，挑夫们寒暑兼程、夜以继日、肩挑背驮，实属不易。清代诗人郑珍有诗云:“牵舟至狼滩，龙滩近可哀。两岸壁削成，自古白不苔。”这种生活的艰难、令人无限感慨，如此生活的勇气、令人肃然起敬。

　　民生多艰的历史启示。盐运繁荣的背后是巨大的食盐需求。对于不产盐的贵州来说，那时候“盐巴”经过长途跋涉、几经周折运抵销售地时，早已是“豆腐盘成了肉价”，所以稀缺到“盐巴贵如油”。即便是地处赤水河畔的习水县土城镇，曾是川盐入黔的重要码头和集散地，也有百姓穷到买不起盐。1935年1月，红军长征先头部队攻占土城镇后，得知当地百姓有的已断盐月余，决定“开仓放盐”，受到群众欢迎和拥护。

赤水河盐运文化陈列馆馆内雕塑——红军与土城百姓鱼水情深。

　　和合共生的经营启示。现存于丙安古镇的《船帮公约》碑刻记载:“险滩行船，需鸣锣三声示警；夜泊码头，禁喧哗扰邻。”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自我管理，展现了传统社会应对商业文明的智慧。盐运途中，四川船工与贵州纤夫通过简单的手势和号子完成复杂的“盘滩”作业，下游船工将盐包捆扎成标准尺寸，上游纤夫按固定节奏起吊，全程无需文字契约，彰显了和合共生的经营启示。

　　开放包容的发展启示。回望历史，赤水河自古以来便是一条沟通云贵川乃至西南与中原的开放通道，更因“川盐入黔”而成为黄金水道。尤其在清代光绪年间，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时推行“官督、商运、商销”政策整顿盐税，形成“商运商销”的开放市场体系，大量外商携资而来投入盐业，促进了地方发展。盐运兴起的过程，正是因道路畅通而扩大开放、因扩大开放而要素集聚，从而推动产业发展壮大、经济社会繁荣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