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王阳明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核心学说

　　“致良知”可谓王阳明思想、学说的核心。王阳明的“良知”概念来源于孟子，但王阳明对之进行了改造。在他看来，“知是心之本体”，认识的功能是心固有的本质，心的认识功能带有自发、自动性，会“自然”地认识和践行人伦道德，“此便是良知”。“致”就是使良知不但完全呈现出来，还要使之成为一个人行为的准则。

位于贵阳市修文县的中国阳明文化园_朱进摄(影像贵州)

　　明朝嘉靖五年丙戌(1526年)三月，时在浙江，年已55岁的王阳明给他的学生邹守益(字谦之)写了一封信(《寄邹谦之》)，其中谈到一件有趣的事情：“近有乡大夫请某讲学者云：‘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某答云：‘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一问一答，内容完全一致，但意思却截然不同。在提问者看来，王阳明的思想浅薄至极，所谓的“讲学”，不过就是反复讲“良知”而已；面对这样明显失礼失敬并且挑衅性的语言，作为回答者的王阳明却以肯定的语气说：“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王阳明的意思或许是——诚然，我的讲学就是讲良知，那是因为事实就是如此，而不是我的偷懒和浅薄。

　　明嘉靖六年丁亥(1527年)五月，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广西思恩、田州的土司叛乱，明朝廷采纳侍郎张璁、桂萼的推荐，起用王阳明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前往平叛。在戎马倥偬之际，王阳明不忘给他的儿子(实为继子)王正宪写信，反复告诫后者要在家中听从师长的教导，“守我诫谕，做个好人”。其中王阳明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两卷》)。此时距离王阳明去世只有一年半时间，所以可以视为王阳明晚年对自己一生思想、学问的总结和概括。《明史》给王阳明作传时，也指出“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总的来看，“致良知”可谓王阳明思想、学说的核心。

　　“致良知”既为王阳明思想学说的核心，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呢？

贵阳市修文县的“心学圣地”中国阳明文化园。张加林摄

一

　　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在王阳明去世56年后，朝廷再次讨论王阳明等人的从祀文庙问题，最终使王阳明得以从祀文庙，“终明之世，从祀者止守仁等四人”。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大学士申时行等人认为王阳明的思想属于儒家正统，“守仁言致知出《大学》，良知出《孟子》”。这句话很准确地指出了王阳明思想的来源。

　　王阳明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他对历史上的很多思想家并不看重。在他看来，在孟子之后，除了陆象山，其他人都没有得到儒家的真传，所以对陆象山推崇备至，“宋儒陆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传”，“吾尝断以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并且主动将自己与之归为一派，“为吾道之宗派也”。因此，中国哲学有“陆王心学”一派。不仅如此，王阳明还认为他与陆象山的心学才是儒学的正宗，“圣人之学，心学也。”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来源于孟子，但王阳明对之进行了改造，使之带有“本体”性质。

　　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要了解、认识某一种东西，需要经过一定程度甚至艰苦的思索、考虑，但在孟子看来，良知的特性是“不虑而知”，也就是我们不需要理智的思索、考虑就能够仅凭良知“直接”进行了解和做出判断。

　　对此，孟子有一个众人皆知的故事：“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今天有人看见一个小孩子在井口边玩耍，心里立即会不由自主地感到紧张恐惧，担心害怕小孩子掉进井里。之所以如此，并不在于你与孩子的父母有交往，也不是为了获得乡邻朋友的赞誉，更不是厌恶孩子的哀苦之声，而只是一种当下的类似于直觉的反应。这种反应的来源是人心先天就有的“恻隐”功能，孟子将之称为人心“四端”之一。

　　王阳明对此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在他看来，“知是心之本体”，认识的功能是心固有的本质，所以“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心的认识功能带有自发、自动性，会“自然”地认识和践行人伦道德，“此便是良知”。

　　良知人所共有，与生俱来，具有先天性，“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但是因为人们被日常的世俗所遮蔽，所以觉察不到，最终导致不能成为一个好人。良知又具有普遍性，“人人所自有，故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觉”。良知具有根本性，是一个人存在的终极根本，“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对于世界来说，良知也具有根源性，“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遗憾的是，人们对良知及其特性并不了解，所以总是忘记反观内心，而是“枝枝叶叶外头寻”，“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良知既然有这样的作用，那么问题就是如何使它呈现出来并且发挥作用。这就是“致”的功夫。

阳明书院。宁坚摄

二

　　“良知”的概念来源于孟子，王阳明真正的贡献是提出“致良知”学说，所以对“致”的理解很关键。

　　虽然良知与生俱来，人人具有，但现实的问题却是人世间有一些坏人，“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他们的问题并非在于没有良知，而是良知被自私自利的欲望所遮蔽，良知没有成为他们行事为人的主宰，“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如果能够去除这些障碍，“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使良知完全做主。在王阳明看来，这“便是致其知”。换言之，“致良知”的“致”就是使良知不但完全呈现出来，而且“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还要使之成为一个人行为的准则。

　　良知与生俱来，但潜藏在人心深处，所以如何使他显露出来，就是一个首先面临的大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阳明“龙场悟道”中看出。“龙场悟道”发生在“中夜”。为何唯独发生在此刻？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其时万籁俱寂，整个世界淹没在一片黑暗与宁静之中。此时此刻，唯有一个人的呼吸和心跳之声清晰可闻。这样的出自生命本来的自然之声使一个人忘却世俗的污染与束缚，与生命的本来直接面对。隐而不露、与生俱来的良知也就缓缓浮现出来。简而言之，良知的显露需要一定的场景。要么是自己内心的突然领悟，要么是外物他人的某一触发。

　　显露的良知犹如风雨中的一点烛火，稍不小心，即可熄灭。因此，如何使之发扬光大，就是一个问题。对此，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的功夫”这一说法。其中的关键是“扩充”。显露的良知稍不注意即转瞬即逝，所以当务之急是首先要使它“扩大”开来，最后达到“充天塞地”的程度，从而使人身处良知之中，为人处世，都不由自主地受良知主宰。人一旦获得这一状态，不但为人做事符合良知，真正地成为一个人，而且会享有最高的幸福，“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贵阳阳明祠古建筑。宁坚摄

三

　　据王阳明自述，“致良知”思想得来相当不容易，“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早在明正德三年(1508年)春，身在修文龙场的王阳明就已经悟出良知，“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但是他始终不说，“只是点此二字不出”，直到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才“始揭致良知之教”，公开宣扬“致良知”思想。两者相距13年。

　　王阳明说良知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这并非虚言而是实情。在悟出良知的龙场时期，正是他贬谪贵州，面临“生死一念尚觉未化”的生死考验时期。在公开宣扬“致良知”时，他正在江西前线指挥作战，所面临的不仅有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还有遭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思想不过只是一个“抽象”的学术命题，但对于王阳明来说，则是生死考验的结果，它凝聚的不只是王阳明冷静的理智思索，更是饱含着热烈的血泪感慨。因此，在他平定江西叛乱后感慨地说，“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王阳明的学生深切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编撰他的年谱时说，“今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强调王阳明亲自指挥的平叛经历对他“致良知”思想的激发和确证作用。

　　“致良知”思想得来不易，所以王阳明不愿意轻易与人言说，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原因在于“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圣人经过“百死千难”才得来的人生智慧和哲理思想，一旦轻易与人，则不但不会成就他人，而且也会“浪费”这种思想。

　　王阳明是文武双全的人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明史》如此评论王阳明的“武功”。今天的人很难想到，成就王阳明煊赫军功的正是“致良知”思想。这也提醒我们，今天在面对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时，不可“只做一场话说”，而是要深切体会到它的由来，从而身体力行，切实用功，落到实处，“事上磨练”，从实践中去把握领会、发扬光大。